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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曾子固书（第2页）

6其亦理有不存者也：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探讨的关于伯夷的问题，我们知道历史上伯夷是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迁对他是很赞叹的，认为他很有节操，能为商朝而死。历史功过后人评，其实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读史以明志”，要从这些古人的事情中选择我们应该遵守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精神支柱，这样一些东西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振作起来，这才是关键的事情。所以司马迁这种说法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精神力量，这确实是很好的，因为历史的具体事情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了，那么好的称颂与不好的贬斥比起来，前者更能激发人的本善的心，这是更可取的。不过王安石在这里却对司马迁的说法“大不为然”，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是这种说法与伯夷对殷商的态度不符。“商衰以不仁残天下”，天下都痛恨暴君纣王，而最厉害的应是伯夷。当年伯夷与太公曾一起投奔周文王，当时铲灭纣王的心没有什么两样，而当太公辅佐武王为使民众免于苦难之时，伯夷却不赞同，这不合情理。另外，从年龄推算，恐伯夷未能赶上武王伐纣的时代也未可知，因此说伯夷“叩马而谏”，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次是认为这种说法与伯夷对周朝的态度也不符。作者认为“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伯夷反对，不可思议。周武王为仁君，伯夷本“待仁而后出”，及至仁君出反而“不事之”，也不合情理。因此，王安石认为伯夷之事“圣贤辩之甚详而明”，而后世以“偏见独识”歪曲了本来面目，所谓“失其本”，所以才生出“叩马而谏”反对伐纣，“不食周粟”及耻于事周等荒唐之说。作者自信地认为，假若伯夷能活到武王之时，恐怕其助周的功业不比太公逊色。

【子贡】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1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2。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而后可以为之谋也；苟不义而以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耻为之矣。

《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3，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乃与夫仪、秦、轸、代4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穷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为谋之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义，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孔子之贤弟子之所为固不宜至于此，矧5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6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1不一省：没有一次看望过。

2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并没有因为天下的忧患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态。

3坟墓之国：即将成为坟墓的国家。

4仪、秦、轸、代：战国时期的说客。

5矧：更何况。

6讵：怎么可能。

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子贡，他是孔子的名弟子，我们来看看。端木，他的字叫做子贡，他是出生于公元前五百二十年，而去世于公元前四百五十六年，他是孔门七十二贤当中的一员，他也是孔子的一个非常得意的门生。并且被列在言语这一科非常优秀的学生之中。孔子曾称说过，他是“瑚琏之器”，因为他利口巧辞，而且非常善于雄辩，另外还有干才，做事情方面也是比较通达。他曾经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相。并且子贡还在经商之道这方面很擅长，曾经再曹国和鲁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经商，结果富致千金，可以说非常富有了，他也是孔子弟子当中最富有的一个。据说，当孔子病危的时候，子贡没来得及赶回来，他就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老师，所以别人守墓只守了三年就离开了，而他一个人又在墓旁再守了三年，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共守了六年。这是非常难得的。而王安石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因为不象儒者所为，“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作者认为，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如何为官?当如大禹，当时“民之患”、“君之忧”为“洚水”，因此“用于君”“食于民”的大禹为治洪水“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省其子”，从而被儒家奉为楷模；如何为民?当如颜回，“独乐陋巷之间”，“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二人贤德同道，因处境不同而表现各异。如果反过来，颜回要是生于禹那个时代处于禹那个地位而独乐陋巷那就成了杨朱了，而禹要是生于回那个时代处于回那个地位而九年三过其门不省子那就成了墨翟了。这是王安石他的观点。

【杨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1，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杨子之言命，而不知杨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杨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恶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杨子之言命，人为不为命也。孟、杨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者，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故孟子之所谓性者，独正性也；杨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杨子之所谓命者，独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2？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杨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3，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杨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杨子岂以为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则孟子岂以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4？亦必恶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也。”然则孟、杨之说果何异乎？

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杨子；是杨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

1人为不为命也：人能不能干成大事，这是由命决定的。

2其为贤也孰御哉：要成为贤人，还有谁能阻止吗？

3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才能上处于卑贱的地位就是卑贱的，罪责上应该处死的就要被处死。

4孟子岂以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孟子怎么会认为这是他的命，而不认为这是他的罪过该得的呢？

王安石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杨孟”是指的杨雄和孟子，我们来看看。扬雄，出生于公元前五十三年，而去世于公元十八年，他的字是叫做子云，他是西汉蜀郡成都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郫县这个地方的人。他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他精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王安石这篇文章的开头两句，作者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而时人论者在性命观方面各有其“失”，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种：一种以孟轲的“人性之善”为根据，只承认“贤之为贤”是“性”，而认为“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则不是“性”。作者批评这种人只学了“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即没有了解孟子的真正旨意。这些事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